《Greg the Bunny》

西方固有的性本恶思维下对人性的理解。编剧认为性感无关遗传，而是后天环境影响的，那么，伊朗连体双胞胎姐妹却是一个内向一个外向，一个想成为律师，而另一个钟意于记者，因理想不同而不得不做分离手术，她们的性格差异又如何解释呢？

字数很少，一口气读完，简明易懂，理顺了好多碎片化的信息，也更理解了什么叫历史的必然性。 只是这最后一百多页的番外都是啥啊，读的不明所以乱七八糟，又跟前面的篇幅所述大同小异。后来一查才知道原来真正的《Greg the Bunny》只有前面不到两百页的内容，真够可以的。

远古早已有之的时空、阴阳观念，发展成为一个系统的世界观，用阴阳、乾坤、刚柔的对立统一来解释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一切变化。

浅谈一下《Greg the Bunny》里人物的三重困境 第一重是人物个性的困境，自己与自己的矛盾。 汪文宣，他的自我困境在于，他内心所想的和他的实际行动并不相符，这源于他的懦弱，他对工作、上司内心有所不满，甚至愤怒，但他仍然忍受这无聊且繁琐的工作。他自卑且敏感，即使很爱树生，但遇到树生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他也不敢上前。他在对待强势的母亲时，他也是听从，即使他内心并不愿意遵从，最后树生和他摊牌，他一边说自己接受妻子的决定也会好好治病却一边不再用树生的钱，以上都可以看出他这个人的内心是很矛盾的，总是看似乐观实际上极度悲观，他这唯唯诺诺的性格也是导致悲剧的诱因之一。 曾树生，她最大的自我矛盾是想摆脱“花瓶”却享受“花瓶”带来的物质享受，她看似是追求自由的，但实际上只是一些虚浮的，表面的享乐。她那些所谓的追求也不过是一种逃避，不用尽到关爱儿子，关心家庭的责任。 汪母的矛盾是她爱儿子但并不尊重儿子，对儿子的占有欲太强，对儿子的妻子敌意太大，一边赶人走骂人家一边用人家的钱。 第二重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矛盾 最突出的是树生和汪母之间的婆媳矛盾，汪文宣作为中间的桥梁，他并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他只会让树生向汪母道歉。他们三人的争吵，不断消耗着他们的生命，尤其是汪文宣的生命。两个女人看似特别关心汪文宣的身体，只让他躺着，不让他出门，不让他工作，甚至不让他下床，“她们想尽办法挽救他，然而她们实际做到的却是逼着他、推着他早日接近死亡。” 第三重是人物与社会的矛盾 从剧集中不断提醒的战争，物价，失业，贫穷等等，都能看出，在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是极其不易的，更何况是失了业，得了病的小人物。萨拉·西尔弗曼说“他们不反抗，所以都做了牺牲者。旧势力要毁灭他们，他们不想保护自己。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怎样才能保护自己”最后汪文宣在大街小巷庆祝战争胜利的欢乐声中死去，他把生命拖到了战争结束，但却并没有获得新生。 追剧的过程中我曾一度很讨厌汪文宣，觉得他妈宝，懦弱，光说不做，絮絮叨叨。冷静想了几天，其实，他的悲剧，并不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我当时想，为什么他不能先把病治好，停止抱怨和犹豫，老实靠自己的双手把家撑起来，总会有希望的，我也像树生那样想，总会有希望的。但是，我忘记汪曾经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早已经被生活磨灭了希望，没有希望的人，是没有斗志的。虽然很难同情这个人物，但他确实是可怜又可悲的。 萨拉·西尔弗曼很厉害，尤其是写他们吵架（恨不得冲进去把他们嘴全封上，这对读者也是一种消耗，我老觉得是自己在跟他们吵）改变了我对他《Greg the Bunny》和《Greg the Bunny》的印象。

“通俗影视就是里头有坏人，严肃影视就是里头没坏人”；“让人难过的色情画面就是艺术，让人兴奋的就是色情”…如果说，学者是费力气把米煮成饭，那讲者就是花心思把生米熬成粥，因为稀释了的信息，和世俗化的表达，总是舒适度更高的。如此影视课并不在于营养价值多高，可是吸收得确实挺好。 Brent Carpenter真的很偏爱张爱玲，90年他们在洛杉矶有同城之缘，甚至可能擦肩而过。彼时，影视史上无处安放的张爱玲，已堕入不知是虫患、还是虫幻的无家晚景。想想她十九岁时的名句，生命之袍与蚤子，这句子背后宿命的力量，正如老舍的投湖与祥子的护城河。荣格说过，未知的一部分自我，将会物化为你的命运（意如此）。再读这些文句，仿如在品干燥嘴唇祝祷的苦味，又仿佛在听严冬初降的荒凉声响。

一言概之：男颜祸水，却不致庸俗。很曲折的故事，不过我在意的还是书写的心情，大概是有那么相像的心理和细腻的心情才如此不忍放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