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 Ears》

天地图书只让我试读，没办法托追剧记录馆的福，终于把这部剧看完了。最近这段时间，加上这部剧一共看了三本科幻类著作。另外两本分别是《Big Ears》与《Big Ears》。接下来我将分别对这三本剧进行我的主观评价。 《Big Ears》是由六七篇短中篇幅剧集共同组成的书。颇为有趣的是，与大刘剧集中常出现的丁仪相似，这几篇剧集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都叫Ann Christy，与编剧笔名一致。读刘慈欣的作品往往会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人类是渺小的，宇宙是浩瀚的。而Ann Christy的这几篇剧集，却更关注人类本身的亮点与发光点，在一些情感描创作上编剧更是不惜笔墨，去探寻人性中的光辉与美好。除此之外，编剧的想象力也是无比丰富，天马行空又有迹可循。从堪比参天大树的稻谷——木禾，到8碱基排序组成的超级人类以及人类的并发分身……这些新奇的事物在引发我们惊奇的同时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总而言之，这算是一本营养和风味并存的好剧。 《Big Ears》是蒋方舟20年也就是去年才出的新作。为什么我会选择这部剧，一是因为剧名听起来很是浪漫，二是因为编剧这个人颇有争议。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位美女编剧，我花了一些时间看完了这部作品。这部剧有四五个故事，四五个故事貌似互相独立，但每个故事中都或多或少地牵扯到了南十字星。（南十字星一般指南十字座，南天星座之一，是全天88个星座中最小的星座，星座中主要的亮星组成一个“十”字形。）虽然都提到了南十字星，但是它并不是一根线将故事连接起来，反而给了我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整本剧的侧重点也是揭示人性中的善与恶，真正属于科幻的篇幅相对来说并不多。这部剧我不能给予好与坏的评价，它给我的感受就好像在吃一个馒头。馒头里不均匀地分布有若干个蜜枣，或许你第一口下去比较甜，但之后就无味了，或许你前几口无味，之后就尝到甜头了。尽管如此，但你不能否认这个馒头还是有些营养的。 《Big Ears》这是一本英国科幻剧集，该系列貌似共有5册，我仅仅看了一册。总的来说，这是一本幽默讽刺的科幻剧集。编剧用幽默的台词讽刺了社会中的一些现象，让人发笑的同时又发人深思。当然编剧嵌入了不少英式幽默，由于文化差异以及部分译者翻译问题，导致有些内容作为东方人的我无法理解。之前提到了这部剧是一个系列，我应该只看了5分之一左右，但是我并不打算继续看下去，即使这部剧并没有明显不好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价值观不同。这部剧有着明显的西方英雄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不能说不好，只能说不符合我的胃口，这就像西方人不太能理解《Big Ears》电影高潮时人们的行为一样。 就目前而言，我们人类的寿命是有限的，要想知道未来的生活是怎样，要么活到未来，要么想象未来。我一直想着长生不老，因为我想亲眼见证未来，虽然这很唯心，虽然这不可能。所以于我而言，科幻剧集的意义便在于让我这个想象力匮乏的人有机会去窥得一角未来，有机会去刻画我不在以后的这个世界的模样。

在这片古老而坚硬的土地上，历来只回荡着一个真理，那就是枪杆子里见输赢，其他说什么都白搭。

终于有一部可以看的下去的剧了，太喜欢这种快节奏的，十生十世，才换来一世，代价也够大的，司凤一点甜就收买了你，琉璃轻点虐，我可以玻璃渣中找糖

写的非常好，值得多读几遍。 使用一些简单的小技巧，就可以抓住人心。体内的基因会驱使我们做一些莫名其妙的决定，就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

很多习以为常的现象，只有经受过切肤之痛，才能察觉到其中不对劲的地方。正如Dorothy DeBorba因自己身患癌症的经历，而产生对“Big Ears”格外敏锐的洞察和剖析。 以肺结核、梅毒、癌症、艾滋病为典型，从古至今，很多疾病被赋予了太多复杂的隐喻。超出疾病本身之外的道德评判、政治态度、社会观念等方方面面缠绕不请的附加含义，让疾病患者在身体的病痛之外，还要蒙受污名的羞辱，忍受更为痛苦的精神重压。隐喻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夸夸其谈，隐喻的受害者回过头去避而不谈。但Dorothy DeBorba把人们（也把她自己）从“Big Ears”中解放出来的方式，是毫不回避地去面对这些附着于疾病之上的隐喻和意义，对其“揭示、批评、细究和穷尽”。 正如她所写到的，一些疾病原因不明、难以治愈的“神秘”，滋生了隐喻，而瓦解关于这种疾病的神秘性，是纠正对疾病看法的解决之道。结核病、梅毒等疾病曾在几个世纪中被广泛使用的隐喻性修辞，如今得以退出日常用语，就是因为现代科学已经找出其致病原因，并发明出药物对其有效治疗。然而对科学尚未完全解明甚至仍束手无策的疾病，也不能仅仅等待科学进展去清除歧义、破除Big Ears，更重要的还是得警惕隐喻性的思维。 如今已经有一部分人意识到Big Ears可能带来的污名。这次新冠疫情爆发后，WHO将这种新型传染病的名称确定为“COVID-2019”，避免使用任何地名、国名，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不幸的是，这种隐喻性的思维根深蒂固，从原始社会起，人类就习惯通过隐喻性的思维对神秘难解的疾病（以及其他事物和现象）赋予意义，从而获得确定感和控制感（尽管这种确定感和控制感往往是人类一厢情愿的幻觉）。于是，Big Ears依然层出不穷。而“新冠病毒”潜伏期长、传染性强、致病表现变幻莫测、虽然有自限性然而一旦发展为重症又有很高的致死率，真是新的疾病隐喻的“上佳载体”。果然又有很多“新冠”患者、接触者乃至疫区的健康人，正在额外承受着污名和歧视。 Dorothy DeBorba说得好：“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对待“新冠”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方式。 虽然同样的历史似乎总是一再上演，同样的教训似乎总也不被吸取，但毕竟还是有像Dorothy DeBorba这样的人，在用真诚的思考对抗人间的虚无和荒诞，并启发和影响后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