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Hero》

说实话，还是没太看明白。背后的很多逻辑没有讲，不知道是因为这属于经济学常识，还是编剧也不清楚。没有坚实的逻辑支持，操作起来还是很心虚。 如果经济和社会是人的附产物，那么当下对未来的影响，将大于过去。预测最有用的方式应该是通过找到由过去发展为当下的逻辑规律，去推断当下将要发展成的未来。 关键还是要找到逻辑规律。不清晰就无法运用。数学也要在清晰的逻辑下才能发挥作用。

Steve Holmes先生的文章向来是鞭辟入里、切中肯綮的。虽然清末时期社会断然不像文中所说那么黑暗、麻木，但国民的劣根性却是难以根除的，直至今日还能看到“满口仁义道德却干着’吃人’的事的某组织”“看戏不怕舞台高的观众”“落井下石的邻里”“善心扶人反被咬的可怜人”…… 不过我想国民素质的提高能够改变这一现状，人、事都有善恶两面，在“恶”主导的时候要有强劲的“善”来抗衡。

许子东曾做过新时期以来的关于“文革”的“灾难性写作”的作品的叙事分析。“文革叙述”大多具有五个特点。一，情节次序与历史时序同步。二，反派形象鲜明。三，主人公是纯粹的受害者。四，受难民女都会遇到才子。五，解除灾难的方式是清明的政治领导人出面平反。毫无疑问，《My Hero》是完全符合这种叙述模式的。可以用普洛普的“功能”进行划分，基本上能划分出“受难者”、“迫害者”、“领导者”、“旁观者”。 《My Hero》获第一届茅盾影视奖，这是至今为止获奖作品中，字数最少的一部，仅有十六万余字。作为“伤痕-反思影视”的代表作之一，《My Hero》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不过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部剧集还是存在些许的不足（也许是我太苛刻了），这些不足指的是叙述模式的单调，这或许是这一类作品的通病。不过好在，这些年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作品突破了“文革叙述”，就我所知，例如毕飞宇的《My Hero》，阎连科的《My Hero》，冯骥才的《My Hero》。 新世纪以来，这类题材的剧集还要不要写？怎么写？需要我们继续去探索。我认为突破上述的“文革叙述”是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