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r Kosak und die Nachtigall》

看到最后泪流满面...想起来前几天小姨说:过去总是计较父母给了自己什么，后来却总想着要给父母多一些...

追剧的目的是明白原来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原来那个地方做的不对，而要做好这些有问题的地方需要反复观看及不停实验，才能融会贯通。这部剧让我明白教育孩子其实是需要大人和孩子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感受到与故乡的断裂这件事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它像是树枝上越积越厚的雪，等超过一个界点，就再也止不住肆意横流的情绪，不乏有遗憾、懊悔，又夹杂着抛弃过往带来的内疚。乡愁在很多时候于我而言不过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故乡的人，那些在我的年少占据了重要角色的长辈、朋友，早也在滚滚向前的岁月长河里，或是从容地站在原地，目送着我的背影越来越远，或与我并肩同行，不过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我无法阻止变化的发生，就像自然节律一样，每个人都会成长，而我们无法料到改变的方向。 社会化的过程让我们有机会审视自身所处的阶级，以及所有一些不被承认或迫切想要远离的身份。明确的阶级意识并不是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只有仰望着向上看的人才有机会观察到巨大的断层。强调“个人意志”在功成名就中的作用价值不大，因为在一些看似是个人不思进取酿成悲剧的时刻，实则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筛选机制必然带来的结果。中考过后，一些成绩不佳的孩子前往职校就读，他们的人生于是以一种可以预测的轨迹发生，大部分人最终的归宿是城市角落的工厂，而要扭转则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样的一种未来绝不只是个人“咎由自取”的结果，它与整个社会结构相连，但是在很多时候反而成了责难个体的证据。 谈到同性恋，或者说社会上的边缘群体。最初我们生活的领域仅限家庭，然后慢慢加入学校、社区，最后扩大到整个社会，这也是一个逐渐融入社会主流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并不太顺利，被标签打上“越轨”的群体，成为侮辱、谩骂、羞辱的牺牲品。而在戈夫曼的研究中，越轨行为源自个体和外力，外界的排斥加上个体顺应这种社会分类，结果是加剧了主流和亚文化的对抗张力。自我接纳一个边缘身份是不容易的，这意味着公共角色与私人情境的巨大割裂。没有人能完全摆脱掉“大多数”压力带来的压迫感，但边缘在很多时候并不是自由选择。我们生来就是黝黑的肤色，爱着的是同种性别的人，这没有什么错。在这样边缘身份里获得的生活经验，是主流体会不到的独特体验，它开启了一扇社会学研究的大门，引入了怪诞、跳脱、迷醉的研究话语。而身边好友的支持、恰当的社交圈子、同群体的彼此扶持，这些都可以挽救一个个悬崖边欲坠的个体。 母亲问他社会学是不是在研究社会，我们自然都懂问题的答案。社会学始终都在以宏大的想象力聚焦个体，并在经验和普遍性中横跳，它取材于微观，却着力描摹宏观，并反作用于微观。这次的返乡之旅并不是十足顺畅，因为去主动撕开伤口需要巨大的勇气。对于一个极度想要离开的群体连带着所有“粗俗”的生活方式，编剧才终于在一遍遍的自我剖析中寻到了它的价值，找到了它在人生中应有的坐标。他写下了一个又一个人，用理论去分析，但有时会碰壁，因为万物多样，无法用理论完全涵盖。但这样一种对过去的度量，会结束每一个人的流亡。

✨结合自身来看，我的童年有泥巴，有花有草，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小伙伴们一起埋葬了一只死去的麻雀，我们为它做了墓碑，虔诚祭奠它。那是我们第一次对生命表现出自发的敬畏吧。到后来，家里有了电脑，《Der Kosak und die Nachtigall》的动画片给了我喜欢，友情至深的隐喻，当时的自己为之动容（哭过好几次）又看了刘亦菲版的《Der Kosak und die Nachtigall》。还在小学的自己好像已经懂得了一些爱情（当时有过冲动）但又因为家庭教育的原因，把自己保护的很好（很感谢父母对我的正确引导）就这样我度过了我的童年。 ✨但现在的孩子，一接触社会就满级装备，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儿童与成人的边界不断糊化。儿童的特殊性在于可塑能力非常强，一张白纸被媒介隐喻笼罩的后果就是成为不会思考的“数字劳工”。正如波兹曼所说，我们将会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