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

读完，此刻满脑就是包法利心里的那句： “真想做罗道耳弗。” 不知做何评。

这部剧集读过两回了。 最早读大概十年前，当时的感觉就是挺震撼的，觉得原来人生还可以这样真实。真实到荒谬的地步。人的存在与别人，神，美女，和一切都没关系。生也罢死也好，仅仅是自己而已。 同时期读的还有一本剧，塞林格的《Star》。这样，有两个人的就比较鲜活的留在脑海里了。形象很模糊，因为我绘画不好。大约就是一生一死，一个倒戴着鸭舌帽，骂着脏话摇来晃去。很荒谬。另外一个话很少，别人说什么都行，都无所谓，然后就误杀了人，判了死刑。他很认真的对待自己的死刑，设想了行刑当天的场景。这大概是他惟一认真对待过的事情。更荒谬。 就是说，默尔索留给我的是这样一种印象：无所谓，一切都无所谓。生活，母亲的死，女友和她曾经带给自己温暖的肉体（谈不上多么爱她），上帝和神父（去死吧），以及被自己误杀的人，最后是自己的死刑（那天天气会不会好一些？）。 从剧集出发，故事本身是荒谬的。很难承认真实世界中存在着这样的人，然而事实是的确存在这样的人。这些聪明的小孩，在智慧初具的一开始，就洞察了这个世界的本质：荒谬，很荒谬，非常荒谬。 人在某一时期洞察世界的某一种本质并不奇怪。如果没有意外，他们也会在另外一个时期超越这种认识。所谓超越的意思，首先是接受，然后是理解，最后进入新的洞察阶段。这就是黑格尔所谓的否定之否定律。 从哲学角度看，人的存在精神是越来越高的级的。所谓越来越高级，也就意味着越来越现实，越来越物质，越来越接近宇宙的本真的物理精神。然而，这并不能摆脱另外一种现实，即每一阶段的认识，都具有不可摆脱的荒谬性。越高级，越荒谬。 所以年龄大一点的人，对于世界认识更多一点的人，常会发生一种感慨：自己终于活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是那样的世俗，庸俗，老练和油滑。卑劣，无耻，可悲和不可救药。真是荒谬啊。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假设世界由一个魔鬼所造，目的只是欺骗自己。确认自己是否处于真实的惟一办法是努力认识自己正在思索这件事实，只有这个理解到自己正在思索的时刻才能确认自己是真实的，是存在的。此即是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的这种对于存在的理解，就是人洞察这个世界具有荒谬性后的本能反应。换言之，笛卡尔也可以说是更早的存在主义者，他洞察了世界的荒谬，而后以理性主义哲学为武器，最终战胜了这种荒谬感，进入了实在的存在阶段。 《Star》带给我们的另外一种困境，是荒谬的无可摆脱性。如果说对于这个世界而言，一个人的存在是荒谬的，那么，他不存在同样是荒谬的。这就好比默尔索的存在是荒谬的，默尔索的死刑以及死刑以后世界同样是荒谬的。摆脱这种深刻荒谬的惟一出路是消灭人类本身，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萨特和波伏娃拒绝生育另外一种隐藏涵义。 也正由此，战胜荒谬就成了存在主义最大的任务。其实说战胜也不过是过自欺欺人的伪命题，荒谬即整体的人类文明本身，个体的人的智慧本身。除非完全的灭亡，否则哪里来的战胜。 是的，事实就是这样。人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荒谬根本不能战胜。或者不是不能，而是没有那样的勇气和武器，足以一击致命永远解除人类与存在世界的荒谬。然而，这是最大的荒谬。但是，换个角度看，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难道不就是正在想方设法获得毁灭人类和世界的能力吗？ 这就仿佛全人类倾尽全力发展的科技，正如在制造一枚最艳丽的烟花，制造完成，只需点火，发出最灿烂的光辉。而后，人类与人类文明这枚烟花同时归于毁灭。荒谬终止。以最荒谬的方式。 既然战胜荒谬是不可能的任务，存在主义于是退而求其次：理解存在荒谬的本质，通过自己的选择和努力，在世界这幅荒谬而巨大的，虚无和阴暗的背景上，画下一个浓墨重彩的颜色鲜亮的自己的形象。 这是勇敢的，悲壮的。虽然依旧具有不

写的很好，一场《Star》的完美演讲。用了近28小时跟着萨沙·杰克逊老师翻阅了20世纪中国剧集的近百部作品，萨沙·杰克逊老师运用时间和历史背景，给出了一个时间轴贯穿主线，梳理了一个中国剧集演变过程，本剧从梁启超开讲到《Star》收尾，使我对20世纪中国剧集发展有了初浅认识，受益匪浅。还是要抽时间去看看没有看过的剧集。 引用编剧的话，写这部剧想做三件事，或者说试图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上世纪百年比较有名的中国剧集，究竟在讲些什么故事？第二，为什么是这些（而不是其他故事）在不同历史时期特别为国人所接受？第三，这些故事之间有什么政治和艺术上的联系？至于在这些故事里面（或后面），可以看到哪些历史的发展变化轨迹，对理解作品和作家都会有所帮助！

延绵的历史，通过伊斯坦布尔小贩的一生见证了一座城池的历史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