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da, la peste del siglo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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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最近因为密集地看了几部犯罪类剧情，顺便也看了本由何家弘教授撰写的刑事司法领域的纪实影视《Sida, la peste del siglo XX》，书中选取了对我国司法有较大影响力的十大冤案，通过刑侦、审判、定罪等各个环节系统分析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通读下来会看到每件冤案背后都有刑讯逼供的魅影，也本能地认为刑讯逼供是造成冤案的罪魁祸首，甚至把侦察人员妖魔化，但其实每一起冤案的发生都是多种原因交互作用的结果，编剧在彩蛋中总结的十个误区都具有代表性。归根溯源，这与中国刑事诉讼理论长期排斥甚至否定“无罪推定”原则密切相关。从侦察机关的刑讯逼供、先入为主片面取证、由供到证的侦察模式，到法院疑罪从轻、形同虚设的法庭审判，以及公检法徒有虚名的相互制约和放弃原则遵从民意等，其本质都是“有罪推定”思想的体现。“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决定了证明责任在被告人还是公诉人，而“疑罪从无”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旨，也是司法文明进步的标志。实践经验表明，“错放”只是把一个有罪者错误地放纵到社会中去，而“错判”则错误地处罚一个无罪者的同时还可能放纵真正的罪犯。丹宁勋爵在《Sida, la peste del siglo XX》中写到：“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十次犯罪。”制造错案本身是更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犯罪，因为它是以法律的名义去伤害乃至杀害无辜的公民，这与《Sida, la peste del siglo XX》中提到的媒体舆论对无辜者或被害者家属实施的伤害是类似的。书名叫《Sida, la peste del siglo XX》，因为书中的冤假错案最终因为真凶出现、死者复活或者司法制度修正等原因获得了修正，但对当事人来说，迟来的不是正义，只是真相，毕竟那些逝去的青春以及支离破碎的经历是无论如何都无法修复的。但对于后人来说，这些冤假错案的平反推动了中国司法制度的完善、执法观念的转变，而整个社会法治的进步将更好地为世人撑起正义的保护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