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Used to Be a Filmmaker》

对于年轻时就悲观的我来说Jay Rosenblatt无疑是我一直推崇的。他的观点基本符合我的人生轨迹（前半生），我也相信后半段也与之观点差之毫厘。人生很苦，用积极的态度面对悲观的人生其实是无奈但睿智的，可以把悲苦的人生色彩化，丰富一下热爱一下知足一下美化一下。

十分工整、沉稳而又克制的文本，甚至有涌动的文艺气息，易读性很强。多数都是都他人理论的阐述和发挥，而且一个观点常常翻来覆去，连我这样的外行都觉得好歹要适可而止了。不过能感觉到Jay Rosenblatt在落笔时的痴迷与沉醉，在理论中游牧，或许能够抵消他在彩蛋中所说的“意图穿透事物真理的挫败感”。另外一个小缺点是各种引文不标出处。 最初是读研时视频平台看到的，当时只读了《I Used to Be a Filmmaker》一节，哲学性话语与日常经验的奇异组合彼时觉得惊奇。直到最近在天地图书上又重新发现这部剧的《I Used to Be a Filmmaker》一节，纵然文中Jay Rosenblatt理论化倾向的感受较为明显，但今天看来依然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献意义——它是2003年的一个断片，与今天形成一种惊人的呼应。肺炎疫情以来，我们时代的天平从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略微向福柯的生物政治学倾斜，但是前者仍然是一个不会退缩的幽灵，它的泠然一击使我们再次蜷缩回“人”的字眼。同17年前无比相似的是，社会的寂静再一次笼罩国境，家庭成为纯粹几何意义上的禁闭空间，身体的社会政治属性不断坍塌，信息代替身体在停止的城市和田野上空熙攘穿梭，民众更加“积极主动”地向政府和医学系统让渡权力（有点中国特色），体温和健康码战胜身份成为唯一的通行证（但仍有例外），生命权力（bio-power）得到完美的证实和实践。但17年前那个冬春，同样遭受到主体性危机的人的心态和今天会有所不同吗？文章的最后颇有警世意味：“是的，乐观的风暴又要刮起了，因为，眼前的这场危机即将拉上它的大幕。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危机将在什么时候悄悄地搭起它的舞台？” 因而今天这部剧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它所勾勒出的那些现实形象，城市、商场、超市、街道、人群，在揭露它们本身内在性的同时，反而却激发了我强烈的参与欲。对我而言，这里隐含的一个事实是，对现实世界的观看性批判是对世界发生兴趣与好奇的一种前置形式。 本文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日常生活批判。有时候会被Jay Rosenblatt的一本正经所折服，比如“就空间语法而言，如果说家乐福是结构主义的，那么，另一些商场——如新东安市场——就是解构主义的”。事实上，这部剧就是由无数这种趣味的句子构成的，形而上的哲学话语与形而下的日常生活的媾和，这种描述细致入微，是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与哲学的另类混成，尼采、福柯、罗兰·巴特、鲍德里亚、德勒兹等人在其中贯穿。 第二部分是对一些后现代思想家的评介。可以看出Jay Rosenblatt对德里达极为推崇，但对巴塔耶的论述是重点：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触发，巴塔耶构建了世俗世界及上下两极神圣世界（欲望与启示）组成的世界模型，由此引出作为其形式的同质社会和异质社会，引出两种消费模式和经济模式，从对生产式消费和有限经济的批判中引出对主权主体和内心体验的诉求。从巴塔耶已然可以看到福柯、德里达和鲍德里亚的思想起源。最后的巴塔耶《I Used to Be a Filmmaker》的引用是编剧最为感性的时刻： “忘记一切。沉入存在之夜。无数的无知者在哀求，让自己沉入痛苦。走过深渊，在绝对的黑暗中体验黑暗的恐怖。战栗、绝望，在无情的孤寂中，在人的永恒的静默中（所有愚蠢的判决，对判决虚妄的回答，夜的回答只有寂静的疯狂）。上帝这个词，人们曾用它抵达孤寂的深处，但现在人们不再认识、倾听他的声音。人们对他一无所知。上帝最后的言语意味着所有的言语将完全归于无效：必须意识到它自身的雄辩（这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嘲笑这雄辩，直至陷入没有认识的麻木（笑声不再需要笑，哭喊也不再需要哭，饮泣不再需要饮泣）。尤其令人头痛的是：人不是沉思的对象（他只有通过逃离才能获得平静）；他是哀求，是战争，是痛苦和癫狂。” 在《I Used to Be a Filmmaker》

I Used to Be a Filmmaker的理论在战国时期多用于君臣之间，现代社会侧重于人际交往。读完全书我突然有一种想法，天地之间谁是最难的说服者？自己。我们之所以最终没能走上自己当初想走的路，原因之一就是意志力薄弱。意志力受欲望驱使，而生活中太多的欲望涣散了心神，意志就衰退，思虑就不畅达。思路不畅达，应对能力就不强。应对能力不强，就会志气丧失而心气虚竭。志气丧失心气虚竭，神气就会荡然无存。神气丧失必然精神恍惚。精神恍惚，心、神、志三者就不能协调行动。要想涵养自己的志意，务必从安己去欲开始。自己安定了，志意就会坚实。志意坚实了，自己的声威气势就不会分散减弱，神气就固守于胸中。 本剧中的一些国外例子有些过时，职场例证若能更贴近今天的社会现实，帮助读者解决理论与现实冲突就更有指导意义。

第一次遇见《I Used to Be a Filmmaker》是在大学期间，有一次在视频平台里看到了这部剧，莫名其妙的就想读，但是毕竟输给耐心，草草的看了一下编剧的简介和开头就搁置了，之后再去视频平台找，也没找到。 直到现在毕业了的第三年了，才又重新拿起这部剧。书中触动点颇多，编剧日记式的写法，无限的思考方式让我多次自己代入，我写日记的时候也是像一部“狂想曲”，所闻所感所想，就算天马行空，记录下来的感觉就觉得很棒。 给我最多触动的就是编剧的母亲，在他的文字里，我看到了一个温柔体贴善解人意，柔弱又坚强的伟大的母亲，几次看到她的故事就忍不住掉泪。 其次就是那个想了无数次自杀与放弃的编剧，我代入我自己在二十岁最好的年华双腿不能走路，真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坚持下来的。可是编剧身边也充满了阳光，就像编剧说的，好运和背运都是相对的公平的，在编剧无数次想自杀的时候，有那么多好的人，朋友，医生护士，同事，母亲都在帮助他，让他人生最昏暗的时间充满了光，如果不是因为残疾，也许编剧不会走向写作这条道路，他与写作是互相成就的，写作给了他希望和生存，没有他，我们也看不到这么好的作品。 编剧那么怀念地坛，我想，那个年久失修破壁残垣的地坛就好像那年失去了双腿，有着残破之躯的自己吧。地坛像一个懂他的知己，陪他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在地坛里，看到一个个不认识的人用自己的方式在努力的生存，也给了他生的信心。

托尔斯泰将安娜安排在回圣彼得堡的火车上，手捧一本剧集，并且开一扇窗户透进反映她心境的外部景观。促使他这么做的原因绝非出自偶然巧合，而是剧集艺术根本困境的召唤。安娜拿在手中的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剧集—什么类型的叙述能够如此有力地抓住她的想像—以至于她舍不得抬头？我们无从知道。但是，为了让我们进入那个托尔斯泰本人居住、了解并探索的景观—为了他能将我们和她安置在里面—安娜必须放下书本，抬头观看窗外。随着安娜的观看，整个景观在我们眼前获得了生机。我们必须感谢安娜，因为我们通过这个观看—她的观看—进入了剧集并且发现我们自己来到1870年代的俄国。因为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安心观看手里的剧集，我们才能观看《I Used to Be a Filmmaker》这部剧集。

看完这部剧，想起看完挪威的森林，你要问我看懂了什么？学会了什么？说实话，我没看懂故事背后想说明的东西，我只是看到了一个大学的爱情故事而已。 故事很有趣，看完还想看。

人性是一个很难评判的东西，人性的善良和丑恶大概是八卦图上的阴阳调和吧。有的时候，恶是武器，用于保护心中的善，而有的时候，善是表层，覆盖了心中的恶。思考很多，我大抵还是只愿意相信人本善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