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特·康Esther Ka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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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的婚姻观，强调“合适人选”的重要性，它意味着有人赞同我们的趣味和价值观。长远来看，这种人并不存在。我们太丰富多样，各具特性。没有哪一种一致会持久存在。最适合的伴侣并不需要方方面面的志趣都碰巧相投，而是应该充满智慧并且优雅地讨论品味的差异。 “合适人选”的真正标志，不是完美互补的抽象概念，而是忍受差异的能力。般配是爱情的成就，而不是前提。

很久没有看到如此精彩的历史剧集了，当时看到第一章就被惊艳到了，后来追着更新看完了全本。马伯庸的《伊斯特·康Esther Kahn》是孤胆英雄救长安，桑默尔·菲尼克斯的《伊斯特·康Esther Kahn》是特工部队征西域，汉唐雄风，同样精彩，各有千秋，拍成影视剧一定好看

悲壮，自恋，颓废，耽溺的美感 1、李煜 每一个时代的开启，都有一个导火索。而宋词的开端，我想就是李煜吧。自古文人多误国，的确如此。政治上的失意与无奈，或许，准确来说是亡国造就了一代词人李煜，可是历史的时机是那样凑巧， 繁华，吃喝玩乐，如果不是自身富贵，哪怕呆在繁华的地方也玩乐不起来吧。 在一个生命对繁华的回忆里面，往往就是吃喝玩乐，没有“伟大”的事情发生。 亡国不是他一个人的错。抛开所谓的历史洪流之说，他本来和赵佶一样，做闲散王爷就够了可偏偏被拱上帝位。能力够不上要求，他在深宫中迷惘，写了一堆堆艳丽的词藻。与小姨幽会“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初不能明白何意，大了一点才明白如此香艳。没了国，一国之君成了阶下囚，才终于明白春花秋月早已是过眼云烟。 亡国是他生命的另外一个开始。前半生他面对自己，追求感官上的愉悦，是诚实的；亡国以后，他后半生的哀伤也是诚实的。 好像很多文人都是如此，如果太一帆风顺，它写出的不管是词，还是诗，都不是最好的。 有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宿命，好像是注定要让一个文人亡一次国，然后他才会写出分量那么重的句子。如果不是遭遇这么大的事件，李后主的生命情调不会从早期有点轻浮、有点淫乐的状况转到那么深沉。 当然，李煜的确是个天生的词人，他的天性，率真，无法模仿，这也是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吧。王国维对他评价很高，称他变伶工之词为仕大夫之词，对宋词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所以，你看，生命的神奇就在于它的无法预料。 2、唐诗与宋词无高低之分 唐诗有雄壮美与而宋词有颓废美。由此看来，从诗到词的发展是从外向内的人生观照，人们开始更加关注内心世界，透过词，我们看到了人的心灵和外界之间的细微感应。 宋朝是可以静观万物的，静观万物是因为你对自己的生命有信心，可以看到生命来来去去；你有更大的包容，不去做比较和分辨。 其实个人有个人的欣赏角度，但是二者总是缺一不可。唐诗是对外界的认知，宋词是对自我的自省。 唐代的愁是不会被自闭到个人化的、绝对孤独的体验当中去的。 再深想一步，影视形式有口语化，向书面语化的变化，似乎是共性。诗经的代表作是诸国民风，收录各国民歌，而离骚成了士大夫的明志之作；古诗十九首清新明快通俗易懂，发展到律诗就艰深阔达；唐朝前期诗人诗句豪迈直抒胸臆，到了后期李商隐为代表用典繁多诗意朦胧。 北宋是词的发展期，这时期的词保留了民间歌谣的形式，因而它非常口语化。读宋词和读唐诗的感受有很大不同，唐诗你常常要查典故，可宋词就不那么需要。 词比较长于抒情，而不长于叙事。 所谓的惆怅又叫“闲愁”或者“闲情”, “谁道闲情抛弃久”，闲情是一种你说不出来是什么的情。 用“闲”这个字，因为你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买一杯咖啡坐在那儿一个下午，看着窗外街头的阳光，却说不出自己的落寞，那其实是心里的感觉。 3、文化的包容性 像杜甫是儒家，所以是“诗圣”，李白比较接近老庄，所以是“诗仙”；而王维比较接近佛教，所以是“诗佛” 雄浑壮丽是唐诗，柔软温和是宋词。文化也是相辅相成的。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亲近水的心情和亲近山的心情是非常不一样的：水比较柔软，比较温和，比较顺从，也比较沉静和反省；山则比较稳定、雄壮、大气。二者带出了两种不同的美学经验， 放得下是一种能力，放不下是一种深情。所爱之人，之物，都值得追求。 “一笑”其实就是一种深情，是你生命里的所爱。每个人能够为之一笑的东西，我相信都不一样，你应该为它而执着